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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碳社区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浏览:51 发表时间:2015-04-21 00:00:00

1、概述

  节能减碳和社区建设是当前各界高度关注的两个问题,其中节能减碳是当前国际社会的热点问题之一,更是我国各级政府的一项紧迫工作。我国已经确定了2020年单位GDP碳排放要比2005年下降40%45%的战略性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并非易事。社区建设则是当前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的最前线,是未来一段时期社会发展工作的重心,对于提升居民生活质量、保持社会稳定、促进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但相对来说,二者相结合的低碳社区建设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节能减碳领域关注的是工业,特别是钢铁、有色、石化、电力等高耗能和高碳排放产业,对以社区为载体的生活节能关注较少;而社区建设则更关注的是制度建设、便民服务、养老助残等,节能减碳一般还被认为是锦上添花的事情。结果是形成了当前低碳社区建设“说得多,做得少”、“试点多,制度化少”的局面。

  实际上,不论是从节能减碳,还是社区建设的角度看,低碳社区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节能减碳的角度看,社区是节能减碳的重要领域。据统计,2005年经合组织国家居民能源消费量占到国家能源消费总量的20%以上,其中英美等国达到30%以上。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这一比例还会持续上升。生活用能能耗的降低,更多是通过科技手段或教育,人们行为方式改变的结果,而承担这一责任的单位自然是社区。从社区建设的角度看,低碳社区应是社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区建设的高级形态,体现着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国民素质和社区发展水平。当前,在大多数欧美国家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低碳生活已经成为大多数居民的自觉行为和全社会的共同价值观和发展观,相信我国很快也会发展到这一阶段。

  然而,“低碳社区”是一个相对概念,如何合理地进行测评,制定一系列兼顾“可操作性”和“可规范化”的科学标尺,是对各级政府的考验。本文分析了低碳社区研究的几种范式,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社区工作范式的低碳社区评价方法的框架,并简单介绍了北京城市系统工程研究中心在海淀区羊坊店街道开展的实证和试点工作的情况。

  2、关于碳减排评估的五种范式

  现有减排实践的做法是通过企业、产业部门或是城市(各级政府)等层面分解减排任务,通过碳核查、科技化等手段推动整个社会向节能低碳转变。本文通过整理,将目前国内外碳减排评估的研究总结为五种范式,分别为核查范式、指标体系范式、科技范式、规划范式、社会工作范式。

  2.1 核查范式

  核查范式主要出现在政府或企业为碳排放的量化和报告作统一规范和工作程序的过程中。该范式最开始发生在国家与城市领域。其实践设想最早可以追溯到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公约呼吁全球采取措施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如何对排放数据进行科学的核定与核查成为该议题的重点。1993ICLEI(地方环境理事会组织)发布了《国际性地方政府温室气体排放分析议定书》,1966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制定了《IPCC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清单指南》,两者提供的评估系统可以支持不同城市与国家间的对比,并首次界定温室气体、排放源与汇的类别,提供了默认的排放因子,通过公式计算碳排放,其中Qi为各个清单项目的消耗水平或活动数据,Ci为该清单项目产品的碳排放强度数据。随着碳减排项目进一步开展,1994年荷兰成为碳交易市场的先行者。此后,碳排放税、配额许可、交易体系等各种形式的自愿性气候变化计划和制度在各个行业和国家之间逐渐形成,并促成了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签订。

  碳交易机制的发展促成了核查范式在企业、组织和产品领域的应用。2001年制定的GHG Protocol(温室气体议定书)、2006年制定的ISO14064/14065标准,均是从企业层面制作温室气体清单和标准。其中,产品碳排放属于开展认证制度最早的一个领域。英国于200810月颁布了《商品和服务在生命周期内的温室气体排放评价规范》(PAS2050),该标准用于测算和评估产品和服务,记录在原材料获得、生产、包装、储存、销售、使用直至废掉后处理的各个程序阶段的碳排放总量。这个总量将会在产品的包装或说明中被公示出来,以判断该产品是否属于低碳产品。随之而来的还有碳标签制度、碳基金等。核查范式主要通过碳核查手段对评估对象进行评价。但中国至今并未建立起相应的碳排放数据库,也没有针对社区尺度的温室气体排放清单,碳核查的数据获取有难度。

  2.2 指标体系范式

  指标体系范式目前主要应用于国际机构或政府组织。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国际机构、非政府组织和一些国家开始提出了不同的指标体系,以一系列科学的可比较的模型或指标体系来界定抽象化的概念。如《全球竞争力报告》中评价竞争力的指标体系、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驱动力-状态-响应”指标体系等。在低碳发展领域,国际上影响力较大的绿色社区评估体系有欧洲的BREEAM评估指标体系(1990年)、美国的LEED-ND评估体系(1998年)、加拿大等多国的GBTooI1998年)等。它们各有自己的指标评比方法和侧重点,如美国LEED-ND中“步行街道的使用”指标高达12分,因为机动车的减少使用是其关注的焦点之一。欧洲的BREEAM则对低碳生活方式赋予了更多的权重。但总体而言,这些评估体系展现了一种评估的转变,即由单一的能源的考察转向更全面的对低碳出行、社区商业、人文关怀等趋势的综合考量。相比之下,中国至今还没有任何正式或官方的低碳社区评估指标体系标准。

  指标体系范式在中国目前主要应用于各种低碳城市或示范点的排名评价方案中。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公布了评估低碳城市的新标准体系,这被认为是我国首个最为完善的低碳城市指标体系标准。该标准具体分为低碳生产力、低碳消费、低碳资源和低碳政策等四大类共12个相对指标。根据《吉林市低碳发展计划》,东北老工业基地城市吉林省吉林市成为使用此标准的首个案例。2011年,全国低碳经济媒体联盟发布了具有媒体评价特色的《中国低碳城市评价体系》,包含城市低碳发展规划指标、媒体传播指标、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低碳产品应用率、城市绿地覆盖率指标、低碳出行指标、城市低碳建筑指标、城市空气质量指标、城市直接减碳指标、公众满意度和支持率、一票否决指标共十大类。类似的还有唐山曹妃甸国际生态城、上海东滩生态城制定的指标体系。这些指标体系是在综合考察中国的气候、法律法规、政治、地理等因素后开发出来的,不依赖于大量的基础清单数据,因此操作性更强。从这个意义而言,指标体系范式是适应于低碳社区评价的。但评价指标体系在国内的实践中还应避免一些不足:一是单一的指标评估容易产生纯粹为通过评估而凑分数的现象,如个别地区为了完成减排指标,不惜压缩产能、拉闸限电,对正常的生产生活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二是部分指标体系强调评估对象的“示范”效果,潜在地将评估对象视为静态形态,无法区别不同条件基础的社区的发展路径和标准应有所区别,缺乏对动态变化持续的关注,且没有可以推广和复制的评价模式。

  2.3 科技范式

  科技范式主要应用于各级政府以及科技产品、地产等行业部门。该范式可追溯到“低碳经济”概念的提出,2003年英国公布的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英国前首相布莱尔在序言中明确地表述了发达国家通过低碳经济重塑经济竞争力的战略考虑,受到广泛关注。发展低碳经济的保障是低碳技术。目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大量投资于低碳技术的研发利用,以期占领低碳经济的制高点。如2009年,欧盟委员会立法建议欧盟在未来10年内增加500亿欧元发展低碳技术;美国同年出台了《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将发展新能源作为重要内容,包括发展高效电池、智能电网、碳储存和碳捕获、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和太阳能等。我国“十二五”规划中也提到将大力研发和部署低碳技术,加快低碳技术研发应用,控制工业、建筑、交通和农业等领域温室气体排放等。

  该范式应用于低碳社区发展领域,主要体现在对建筑节能技术与科技化设备的应用与评价上。如英国BedZED被认为是其最大的零碳生态社区,欧盟低碳生活实验室(Low CarbonLiving Lab)可以进行新产品和服务研究与测试。国内开发商的低碳项目如宣称引领告别空调电力时代的锋尚国际,恒湿恒温的科技住宅当代MOMA、朗诗等。这些开发项目主要的低碳亮点是在项目的能源系统、环境系统、建筑系统以及健康舒适系统中注入一些科技因素和亮点。其中运用的主要节能技术有:太阳能光伏发电、太阳能热水器、防辐射外遮阳、地源热泵技术、雨水回收利用、LED节能灯具、外墙保温隔热、混凝土顶棚辐射制冷制热、抗干扰隔声降噪、置换式新风系统、同层排水系统以及垃圾处理器等。

  尽管各级政府与领军房地产企业在低碳技术研发与应用中做出了尝试,但科技范式在我国的实践上仍存在很大的不足:(1)低碳节能产品良莠不齐。技术落后、市场混乱可能会导致一些低碳产品并不“低碳”。另外,由于忽略能源转化率问题,致使在创造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过程中,我们耗费的传统能源并没有减少。(2)科技范式中涉及到的节能产品,大多价格较高,不利于社区的普及和推广。(3)技术研发跟不上。很多高端技术都是引进国外的技术,会造成研发不均衡、市场前景不确定等问题隐患。(4)碳计量科技产品属于低碳社区的监测和反馈系统,目前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研发成功和投入使用的较少。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已有《绿色生态住宅小区建设要点与技术导则》、《绿色建筑评价技术细则》等标准的出台,但多是针对硬件系统或技术方面设计的,并不适用于低碳社区。

  2.4 规划范式

  规划范式常见于目前开展的城乡低碳试点工作中。2008年,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正式启动“中国低碳城市发展项目”,上海与保定入选首批试点城市,同时由国家发改委、建设部、科技部、环保总局、商务部等部门领导以及相关领域的专家组成的项目技术顾问组也正式启动,通过积极开展项目合作和技术推广,研究低碳城市发展规划和政策建议,总结出可行模式,再陆续向全国推广。其中2010年国内的《北京长辛店低碳社区概念规划》是北京首个低碳社区规划,即要在丰台长辛店建起一座5平方公里的低碳生态城,区域碳排放低于常规方案的50%,可再生能源占比20%。其主要特点是低碳分区规划,率先在规划过程中结合低碳绩效标准,制定多用途社区概念规划(住宅区、商业区、未来的科技园区及轻轨站)等。此外,还有上海在临港新城和崇明岛建设的若干低碳社区、低碳商业园区和产业园区等。总体而言,国内低碳社区规划还处于初期试点阶段。

若干国外实践表明,通过全面规划可打造出零碳排放社区,新建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布扎比市MasdarCity还提出了“零废弃物”、“零车辆(自用车辆)”等发展目标。国际上备受瞩目的示范案例包括:斯德哥尔摩的低碳交通,通过结构调整和低碳交通模式的系统规划,从减少居民外出需求入手,配以相应的政策,如征收交通拥堵和泊车税、自行车策略,建立共乘或租赁汽车等机制;备受瞩目的金斯潘住宅,并没有采用标新立异的技术手段,而是沿用了在英国建筑界发展多年的整合式可持续建筑设计模式,系统化的节能减排规划设计包括了减少住宅日常能耗和增加自身能源供给两个方面,设计师希望鼓励住宅使用者改变他们习以为常的、以高资源消耗为代价的生活模式,转而以较温和的方式来合理利用现有资源。通过这些案例可知,规划范式通常是从混合开发设计角度进行低碳社区评价,主要分析内容包括:可再生能源利用、建筑情况、废弃物管理、户外照明、低碳交通、绿色空间等。由于社区低碳发展是一个包含多主体、多领域、多层面内容的复杂系统工程,要解决其中任何具体问题,都不能孤立地看待问题的某一方面。因此规范范式最大的优势在于关注整体、长远、各要素之间的协同互动,遵循系统节能减碳原则,但一般只适用于新建社区。

  2.5 社会工作范式

  社会工作范式常见于社区建设过程中。中国民政部于1991年提出了城市社区建设的概念,实践内容由便民服务扩展为社区实验和社区示范,开展社区组织、社区安全、社区卫生、社区文化、社区环境等系列民政工作。我们将这类针对中国社区建设的实务做法和考察通称为社会工作范式。该范式的理论研讨得益于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的发展,认为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它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一般包括社区成员、地域空间、社区设施、社区文化、社区互动五个要素,这些要素互相联系、互相影响,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而从“社会工作”的角度解决社区的问题与需求,则需要发动和组织社区居民参与集体行动,动员社区资源,同时争取外力协助以促进社区的进步。基于这些理念,实践效果比较成功的,如国外的丹麦太阳风社区(Sun&WindCommunity),属于居民自发组织建设的公共低碳住宅社区;国内的“低碳乐和家园”,从人居、生计、伦理、治理、养生、环保6大“乐和”角度开展社区建设等。但在对低碳社区的考察方式上,国内基本还停留在低碳知识竞赛、低碳生活家庭评选等方面,缺乏针对社区系统性的考核。

  台湾低碳社区评比的过程属于社会工作范式中实践较好的案例。环保部门举办《低碳小区绩效评比方案》,主要依据七大面向具体减碳措施推动,除了再生能源、低碳建筑等,也包括低碳生活,主要考察办理低碳教育活动的情况。台北县低碳小区综合指标与自评表的评比内容中就包括小区规约与教育倡导、低碳小区管理团队、小区之承诺与积极度、绿色消费、创新行动等。总体而言,社会工作范式主要依赖于社会学、城市规划、城市建设等研究领域,对科技在社区建设中作用的系统考察较少,而且,其考察方式容易变成活动评比方案,缺乏对低碳社区发展的持续性考核。

  2.6 五种范式小结

  通过以上五种范式的梳理与分析,对各种范式的目的、手段、主要案例等进行汇总,可以看出每种范式都各有其侧重点,对于低碳社区评价领域适用情况不一,总结见表1

  3、低碳社区评价的框架与指标体系

  五种范式对低碳社区评价议题具有不同的借鉴意义,减排手段主要包括节能减排和社区建设两个方面。但总的来说,国内至今没有任何正式的评价体系能融合五种范式中的优势,对节能减排和社区建设同时进行考量。本文将从这一角度出发,建立一套新的评价体系。

  3.1 低碳社区评价分析框架

  由上文提到的五种评价范式特点可知,核查范式和科技范式主要指向社区中那些可以通过碳核查和监测能发现的碳消耗,如建筑用能、交通等与能源利用相关的部分。而规划范式、指标体系范式以及社会工作范式的案例则揭示了另外一种能耗,即因社区规划设计、土地利用变化、管理方式等的不同带来的不同能耗。因此,我们将社区的能耗和碳排放分为直接碳排放和间接碳排放两类。其中,直接能耗可以参照核查范式的方式进行测评,而间接能耗是平时较容易忽略的,它需要根据评估对象的主要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指标的构建。

  本框架所表达出的低碳社区概念,是一种以低碳化为特征的社区可持续发展路径。它区别于现有从宏观的低碳经济和低碳城市角度,通过强调居民的碳排放问题或节能改造等的概念界定。本文认为社区建筑与设施等硬件建设并不能使社区自动向低碳转型。基于社会工作理念的角度,低碳社区的本质还是“社区”,其用能和低碳并不是最终目的,与企业低碳可以进行碳交易的目的不同,社区低碳最终要实现社区的可持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社区低碳关键在于能否找到一种生活方式和管理服务方法,使得社区在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不断提高、社区管理和服务功能不断完善的同时,其能耗和碳排放能维持不变甚至持续减少。而社区低碳评价议题的核心,则在于能否具备对这一效果进行评价的功能。与之相应,该评价体系应包含三大因素:社区建筑与设施的低碳化水平、居民生活低碳化水平、社区管理与服务低碳化水平。它们共同凸显了低碳社区的内涵,即社区的建设和发展秉承低碳的理念,以居民生活的低碳化为核心,以社区管理和服务的低碳化为支撑,在社区建筑与设施领域(建筑、交通、废弃物等),因地制宜地采取各种低碳化措施,使碳排放水平持续下降的社区。

  3.1.1社区建筑与设施的低碳化水平。社区建筑与设施的低碳化水平可以采取量化测评标准,在社区服务与管理中以碳核查技术支撑体系配套进行。能源管理或碳管理的评价和反馈是为社区参与者定期提供社区发展现状和规划实施进展的重要措施,鉴于其直观性,对碳排放定量化十分必要。然而实际中,社区碳排放尤其是间接碳排放只能计量到一定的边界,限于方法和数据可得性,只能是不断逼近的过程。为推动低碳化进程,公共机构已经开发出一些专业性强、使用便捷、功能强大的基础工具包,对区域的能源供应和需求所产生的碳排放(或能源绩效)进行评估,以促进诸如可再生能源的总体规划,如伦敦的可再生能源工具包;能收集燃油、汽车出行百分比、车辆行驶里程等指标的社区温室气体清单,配备相应监测机制,使少开车、多走路等措施的减排进程能够有效地测量出来;某些平台就是一个集中化的数据管理体系,社区和企业可以直接登录市政厅网站注册填写相关网页,自动计算其温室气体排放水平,政府得以及时识别高能耗部门及排放现状,从而可以明确集中投入的重点领域,如墨尔本的STARK监测工具等等,可以说,这些辅助工具和平台在城市的低碳转型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但应用到社区时必须结合当地的数据和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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